核心
  提示
  十八大報告指出,“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必須更加尊重市場規律,更好發揮政府作用”。5月26日,在中央政治局第15次集體學習會上,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強調,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既是一個重大理論命題,又是一個重大實踐命題。
  中央通過的頂層設計,如何在地方層面得到踐行,對於當下的改革成敗至關重要。成都在改革實踐中積累了諸多成功經驗,不少探索在全國走在前列。今年2月,成都制定了《中共成都市委關於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確定了“改革創新,轉型升級”的總體戰略。
  成都這座城市,在“打造西部經濟核心增長極、建設現代化國際化大都市”過程中,如何科學合理地重塑市場與政府的關係,如何構建市民社會,使城市治理結構從以政府為核心的單中心治理結構向政府、市場、社會三維框架下的多中心治理結構轉變,這對於中國其他正在進行改革的城市來說頗具借鑒意義。
  重塑政府之手:成都 “方法論”
  成都市通過先後9次大規模清理至少砍掉了9成行政審批權,成為行政許可審批數量“全國最少”的省會城市之一。但成都並未止步於此。2014年2月底,成都市委十二屆三次全體會議通過了《中共成都市委關於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確定了53條進一步改革的意見。在會議上,四川省委常委、成都市委書記黃新初強調指出,要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進一步簡政放權,劃清政府與市場的邊界,通過市場規則、市場價格、市場競爭實現資源配置的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優化,有效激發經濟發展的內生活力。
  在成都市委機構編製委員會辦公室、市規範化服務型政府(機關)建設辦公室(以下簡稱市規服辦)的指導下,全國第一個專司行政審批職能的政府工作部門———武侯區行政審批局掛牌成立。武侯區的改革,是整個成都市行政改革的一個縮影。2013年,成都的並聯審批模式向更深推進。目前成都全面推行行政審批事項“一站式”服務和“並聯式審批”,是全國副省級城市中審批事項最少、審批效率最高的城市之一。2011年以來,成都連續三年被評為“中國服務型政府十佳城市”,名列中西部城市第一。
  這一切都顯示,行政之手運用得當,其帶來的改革紅利就會日漸顯現。
  “成都 都成”的秘密
  站在高新區技術創新服務中心大廈里,成都高新區創新中心主任、美國馬裡蘭大學博士李崗手裡有一張近年來高新區留學人員和博士創業企業的增長曲線圖。曲線圖背後,蘊藏著“成都 都成”的秘密。
  成都市商務局提供的數據顯示:去年,成都電子商務交易額超過了4000億元,網絡零售總額超過350億元。成都成為西部地區吸引電子商務企業落戶最多的城市,截至去年底,在成都投資成立區域總部以及運營中心的電商領軍企業近30家。“投資中國,首選西部;投資西部,首選成都”已成為越來越多海內外知名企業的共識。
  成都市委書記黃新初進一步指出,要“大力組織實施全球招商戰略,爭取大規模、成建制、全鏈條地引入一批具有先進技術和發展前景的成套產業”“大力推進對外開放國際化,強化產業領域和市域空間的全面開放,深度參與世界城市分工和全球產業合作,努力把成都打造成為全球產業、資本、人才匯聚中國西部的首選之地”。
  在深入推進成都整個城市的產業轉型升級方面,黃新初指出,要“加強自主創新和科技成果轉化,積極發展高技術含量、高附加值的產業高端和高端產業,著力培育三產聯動、創新驅動、優勢突出的現代產業新體系”。
  在地圖上蔓延生長的產業帶,生動地詮釋著“成都 都成”的活力所在。
  成都:一家劇院的改製樣本
  依靠市場化改革,成都藝術劇院迎來了“新生”,政府從“辦文化”到“管文化”,成都正打開通向“文化之都”的大門。
  2012年以前,劇院在事業單位院團體制下,基本形成了依靠“養”而生存的習慣;2012年,成都藝術劇院轉企改製。“人往哪裡去?錢從哪裡來?”這是國有院團進行文化體制改革時面臨的兩大難題。成都藝術劇院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唐靜思考了三條路徑。一是創新體制、轉換機制,激活創作生產力和演出生產力;二是分析市場、找準市場、主動出擊占領陣地,構建陣地橋頭堡;三是堅持企業化、市場化、社會化的統一,構建以藝術創作劇目、節目為中心的多種經營模式。
  唐靜大膽地對藝術生產公司實施了項目責任制和股份制嘗試,把導演、演員的專業技能盡可能股份化,將考核和收入分配掛鉤。從2012年成都藝術劇院有限責任公司成立至今,已創作了大量的文藝作品,包括新創話劇《斷章》《保爾與冬妮婭》,大型歌舞綜藝類《陽光路上》,已實現贏利300多萬元。
  從“辦文化”到“管文化”,一字之差,有何奧妙?北京大學文化產業研究院副院長陳少峰的解讀是:政府的角色只能選一種。從這個角度來講,主要方向還是發揮市場的作用。政府是要“錦上添花”,進行服務式的管理。
  第三種力量“治理”社會
  截至2013年,成都市依法登記註冊的社會組織有7160個。“目前成都每萬人擁有社會組織數為5.1個,超過了全國的平均水平,也超過了四川省的平均水平。”成都市民政局民間組織管理處(行政審批處)處長劉川雲說。
  在這些社會組織中,除了有專職、兼職的工作人員外,還有一大批志願者。根據成都志願者網的實時統計顯示,截至5月15日11:30,成都註冊志願者人數已經達到1377951人,每10個成都人中就有1個是註冊志願者。
  去年底,中央黨校主辦的《學習時報》上刊載的一篇題為《新興社會組織對社會治理的意義》的文章稱,“社會組織已經逐漸成為政府和企業之外對資源進行配置的第三種力量。”
  在成都,社會組織的確已從社區小舞臺走向了社會大舞臺,它們積极參与社區扶貧幫困、社會救助,主動承接政府公共服務,成為了政府公共服務和社會治理的“左膀右臂”,也是政府服務和市場服務之外的“第三種力量”。
  1974位市民眼中的成都之變
  居住最小康 我願一輩子住在這裡
  在共有1974位市民參與的小康雜誌社聯合成都晚報進行的“生活在成都,您感覺如何?”的調查中,居住獲得的選票最多。幾乎每年《小康》進行的“中國公共服務小康指數”調查,大多數城市的市民都會習慣性地在公共服務總體滿意度的評價上,選出“一般”這個比較中立的選項。但這一次,受訪的1974位成都市民,有49.3%的受訪者給出了“滿意”的評價,比給出“一般”(43.3%)評價的人多了6個百分點。
  成都“不一般”的公共服務讓老百姓感受到了哪些變化?在醫療衛生、社會保障、保障性住房、義務教育、就業服務、公共交通、公共安全、文化、體育和娛樂、司法、市政建設、城市環境、政府信息公開、行政管理、科技事業、政府與民眾互動這15大類公共服務領域中,成都市民覺得近三年來變化最大的是義務教育,其次是市政建設,再次是文化、體育和娛樂,公共交通和醫療衛生分列第四和第五位。
  “一輩子,在這裡”,已經成了不少人的“成都夢”。
  企業眼中的成都之變 56次座談會的秘密
  由成都市投資促進委員會牽頭的外商投資企業座談會已連續16年不間斷召開了56次,成為了一個制度。
  “成都每季度都會召開外商投資企業座談會。會上,外商投資企業負責人能跟包括市長在內的政府領導面對面坦誠溝通、交流他們在生產、生活中遇到的問題。”中國西南美國商會王曉東會長深有感觸地說:“我已經前後3次收到相關部門反饋的正式答覆。這樣開明的姿態、誠懇的心意、極高的效率,能給企業很大信心。”
  而據不完全統計,通過座談會,企業共反映問題和建議2000多件,最終辦理滿意率達95%以上。座談會對於解決企業實際問題,實現政企有效溝通,增強外商投資信心,促進成都經濟社會發展和對外開放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也受到廣大外商投資企業的歡迎和支持。
  政府與市場邊界的成都探索
  在“打造西部經濟核心增長極、建設現代化國際化大都市”過程中,成都如何科學合理地重塑市場與政府的關係?諸多探索對其他城市有何借鑒作用?《小康》雜誌就此專訪了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部教授馮俏彬、國家行政學院教授、中國行政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汪玉凱,四川大學經濟學院教授鄧玲。
  汪玉凱認為,在處理政府和市場的關係這一塊,成都市是融入到服務型政府建設裡面去的,在一些改革措施方面具有革命性的成效。成都市的做法是一種主動導航式的服務,這是政務理念的一種變化。對老百姓來講是“問需於民”,對企業來說是“問需於企業”、“問政於企業”。把瞭解公眾需求、適應公眾需求、滿足公眾需求作為公共政策制定和執行的基本導向,初步形成公共需求導向的政府服務模式。
  馮俏彬認為,政府、市場、社會組織,這三個主體從來都是同時存在的。成都在這方面還是做得相當不錯的。社會是一個多主體的存在形式,大的主體就是市場、政府、社會組織。但是三者各有利弊,要發揮彼此的長處,以一種合作的思維來處理各種複雜的問題。這也就是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所指出的,提高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
  鄧玲認為,成都打造西部經濟核心增長極,探索“一區多園”發展模式,是成都在本次經濟體制改革中的重要創新。通過“一區多園”的發展模式,成都能夠促進規模不同的企業形成產業鏈並上下左右互動,促進產業融合。其次,“一區多園”將促進成都傳統產業轉型和循環經濟發展。最後,成都通過探索“一區多園”的發展模式,可以成為西部的人才高地和創新高地,帶動四川乃至整個西部的產業轉型升級。摘自《小康》雜誌  (原標題:成都:政府與市場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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